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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时代多声部的中国非虚构文学

编辑:澳门新蒲京 来源:文学报 | 信世杰  2019年10月08日08:38

伴随着近年来互联网写作与创意写作教育的推行,大众非虚构写作被充分激活,成为中国非虚构文学体系中最具开放性与活力性的一个维度。

一、被误解的非虚构文学概念

“非虚构文学”这一概念在我国的推广,无疑得益于《人民文学》自2010年以来的一系列倡导。在《人民文学》的首倡下,一系列带有强烈社会问题意识和社会批判性的作品在“非虚构”旗帜下被陆续推出。从最初的《梁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中国,少了一味药》《生死十日谈》,到后来的《大地上的亲人》《呼喊在风中》《崖边报告》《青苔不会消失》《寂静的孩子》,这一系列呈现社会危机的作品引发了一股声势不小的“非虚构文学潮流”。但若将着眼点放回到上世纪,我们会发现,王晖、南平两位学者早在1986年就已提出用“非虚构文学”来涵盖报告文学、纪实小说、口述实录体等几种文体,进而尝试仿照西方虚构/非虚构文学二分法,建构起非虚构文类体系。可惜的是,当年这一提议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对比来看,前后相隔二十余年对非虚构文学的两次提及,在内涵上存有明显差异。这一差异的关键点就在于对待报告文学的态度——前者视其为重要的组成部位,而后者却将其作为主要对立面。

作为一种仅有百余年发展史的新型文体,报告文学发生、发展于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带着明显的左翼立场登陆文学场,在漫长的革命年代发挥了强大的“战斗作用”。当革命年代逝去,尤其在新世纪前后,报告文学进入一个重新调整自身定位,进行文体内部变革的新阶段。有批评家将报告文学在新世纪前后的这一“变革期”错当“消亡期”,从而在此基础上尝试借用“非虚构”这一概念来代替报告文学。

同任何文体一样,报告文学这一年轻文体在它不长的发展历史中不断摸索前行,自然有其自身的调整期和低潮期,为报告文学妄下“消亡论”,显然是不科学、不合理的。相反,在新世纪以来这股“非虚构潮流”的“鞭策”下,报告文学快速进行自我调整,创作出一批既能把握时代潮流、反映时代精神,又有较强可读性的优秀作品,其中佼佼者如何建明的《大桥》《浦东史诗》《山神》,纪红建的《乡村国是》,王洪鹏、马娜的《中国机器人》等。何建明在近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正是这种宣传式的、澳门新蒲京式的和过于‘直接干预’性的‘报告文学’写作,又使得所谓的‘报告文学’作品良莠不齐,既损害和影响了报告文学的声誉,又妨碍了报告文学文体本身的发展,它还加深了人们对报告文学的歧义和误解。”(《什么是真正的“报告文学”》)正是在不断的自我调整和变革过程中,中国报告文学在新时代面对新命题谋求新发展。

评论家许道军曾敏锐地指出,报告文学并不是非虚构写作的对立面,“任何时代的写作,包括非虚构写作,它们的对立面,一定是虚假写作,一定是错误、扭曲的现实与历史书写,违心、恶意的写作立场,肤浅、无能的现实观察等。”(《非虚构写作的兴起、假想敌与对立面》)无论是兴起于新世纪的这股“非虚构潮流”,还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扎根中国文坛的报告文学,二者共同面对的敌人应是“虚假”甚至“虚无”的写作。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报告文学并非走向消亡,“非虚构潮流”与报告文学也绝非互为对立面。经由对现实的书写而通向理想未来,才是二者共同的精神旨归。

在厘清这两个争论之后,我们需要回到一个更重要也更加前置性的问题上:非虚构文学、报告文学与《人民文学》倡导下兴起的“非虚构潮流”三者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我们认为,王晖、南平两位学者早在1986年提出的非虚构文学概念应被重新正视,即“非虚构文学”是一个包含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在内的文类概念。而当下语境中的这股“非虚构潮流”,应看作是对低谷期报告文学的一种反拨,这种反拨带来了不同于传统报告文学的新观念与新形式,打开了中国非虚构文学中长期被宏大叙事压制的个体叙事层面,但同时也应警惕的是,个体叙事与民间话语在“历史理性”层面存在先天缺失,而这一缺失,恰好是报告文学之所长。

虽然暂时还无法对其进行有效命名(也并不需急于命名),但这股“非虚构潮流”所带来的新特质已丰富了中国非虚构文学的文类内涵。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同属于非虚构文类的报告文学与这股“非虚构潮流”仍将在不断的互动中共同前行。如茅盾先生在1937年所言:“我对于某些‘批评家’之审定《包身工》为标本曾表示了怀疑;我以为不应该用‘标本’的说法来暗示青年作家挤上一条‘只此乃是官道’的狭路。”(《关于“报告文学”》)不以外力将某一类别定于一尊,而是抱以“万类竞自由”的宽容心态推动中国非虚构文学这一文类的发展,使非虚构文学能够和虚构类文学一道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文学命题。

二、网络时代的创意非虚构写作

梳理非虚构文学内部诸多类别之间的关系,建构非虚构文类体系,是一项值得深入的必要工作。唯此,才能避免无谓争端,维护中国文学总体发展的正常秩序。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伴随着近年来互联网写作与创意写作教育的推行,大众非虚构写作被充分激活,成为中国非虚构文学体系中最具开放性与活力性的一个维度。

在今年6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创意写作研究院举办的“未来网络文学家”颁奖大会上,黄平教授谈到“我们提倡的是一种大网络文学概念,不仅限于传统的商业网络文学网站作品,也包含微信公众号、APP、豆瓣等各种各样的网络写作。”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泛网络文学”或“互联网写作”。有意思的是,此次获奖作品让创意写作、网络文学、非虚构文学三者首次被紧密关联于一处。

创意写作与非虚构写作的关联由来已久,或者说,非虚构写作一直作为创意写作教育教学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报告文学创始人之一、《震撼世界的十天》作者约翰·里德曾将《暴动的墨西哥》一书的稿费捐赠给他在哈佛大学的写作导师、创意写作学科奠基者科普兰,并在此书献词中写道:“我写下了对墨西哥的印象,与此同时,不禁想到:如果没有您的教导,我可能永远不会注意到这些,更别说写出它们了……我只能像此前的众多写作者一样,向您表达谢意:是您让我学会如何发现有形世界中的隐秘之美……”

作为创意写作教育教学系统草创时期培养出的优秀非虚构作家,约翰·里德与埃贡·艾尔温·基希等人一道,以自身写作实践创造了报告文学这一非虚构文体,同时,也正是由于里德的成功案例与慷慨捐助,创意写作得以在哈佛大学继续发展壮大。而上世纪60年代美国“新澳门新蒲京主义”与“非虚构小说”潮流兴起,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创意写作前期所培养的非虚构文学作者与读者基础之上。

伴随着创意写作自身系统化的进一步发展,“创意非虚构”(Creative Nonfiction)逐步被美国各大高校确立为本科、硕士以及博士学位。非虚构作家约翰·麦克菲自197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创意非虚构课程,四十余年来所培养的学生遍布全球非虚构文学生产体系的各个环节,其中最为我们熟悉的便是创作出《江城》《奇石》《寻路中国》的何伟。而何伟也于近日重回中国,定居成都,并在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开设“非虚构写作”课程。2009年以来,创意写作在国内高校系统迅猛发展,非虚构写作作为其重要构成,被逐步重视起来。在2015年首届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大会上,何建明、李炳银、黄传会、李春雷等报告文学作家便在上海大学创意写作学科成立了“报告文学工作坊”。

近年来,创意写作系统下的非虚构写作教学与创作实践,已经开始逐步从高校教育向社会化教育延伸,这一延伸的基础便是互联网写作的普及。2015年以来,非虚构新媒体写作平台蜂拥而起,“腾讯谷雨”、“网易人间”、“正午故事”、“中国三明治”、“真实故事计划”、“澎湃·镜相”等平台共同搭建出一片非虚构新媒体写作阵地,大大增加了非专业写作者发表作品的机会,激发了潜藏于广阔日常中的“真实故事”资源。除刊发大众非虚构作品外,各大新媒体平台还以多种方式发掘、培育优秀非虚构写作者,共同推进着中国非虚构文学在大众写作这一层面不断创造新的可能。

在中国非虚构文学发展史上,其实早有大众非虚构文学写作的成功案例。早在1936年,茅盾就曾仿照高尔基编写《世界的一日》这一设想,编辑完成了记述全国各地、各行业普通人在1936年5月21日这一天生活日常的《中国的一日》。茅盾指出“大多数向不写稿(即非文字生活者)的店员、小商人……他们的来稿即在描写技巧方面讲,也是在水平线以上的。他们中间也有些文字不流利的,然而朴质得可爱。反之,大部分学生来稿乃至少数的文字生活者的来稿,却不免太多了所谓‘新文学的滥调’。从这里,我们深切地感到我们民族的潜蓄的天才实在不少,倘使环境改善,立刻能开放灿烂的比现在盛过数倍的文艺之花。”

当下的时代,正是茅盾先生所说的“环境改善”的时代。近年来连续出现了像秀英奶奶《胡麻的天空》、饶平如《平如美棠》、姜淑梅《乱时候,穷时候》《苦菜花,甘蔗芽》等多部广受好评的优秀大众非虚构作品。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大众非虚构写作者也正不断产出以“泛网络文学”形式呈现的非虚构作品。正如茅盾先生所预言,当下时代中,非虚构写作的“文艺之花”正在大众中绽放。

时代文学的高峰需要屹立在高原之上,而高原之下更需坚实的大地。在中国非虚构文学发展史上,已经产生了以报告文学主要成就为代表的“高原”,如果能经由创意写作与互联网写作将大众非虚构文学发展为广阔而坚实的“大地”,那么,中国非虚构文学“高峰”的形成将是一种可期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