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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的寂寞与高贵

编辑:澳门新蒲京 来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 王燕  2019年10月09日11:10

杨绛是个多面手,剧本、小说、文论、散文、译作均有涉猎,且颇受读者推崇。但从评价话语体系勘探,尤其是从文学史考量,杨绛是寂寞的。一九八〇年代以前的文学史(如一九五五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丁易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一九六二年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组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均没有提及杨绛。一九八〇年代重写文学史,在一九九〇年代之前出版的文学史还是不提杨绛。世纪之交,杨绛才开始在老年散文创作群体里占据一席之地(如一九九六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刘锡庆的《新中国文学史略》、一九九九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一九九九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进入二十一世纪,杨绛研究虽然逐渐增多,文学史对其评价也日渐升温,比如凌宇肯定杨绛四十年代的喜剧对市民文化的讽刺,刘勇挖掘杨绛散文“超然体悟世俗人生”的独特韵味,德国汉学家顾彬谓“翻译家杨绛”写散文“语言波澜不惊、无怨无悔”。此外,还有学者针对她的小说、散文或戏剧做过专题研究,如杨义、敏泽、张健等人。但总体上看,对杨绛创作的综合研究始终没有充分展开,缺少整体观照和全面梳理,大多是局部评论和研究。目前,只有孔庆茂的《杨绛评传》(华夏出版社,一九九八)和罗银胜的《杨绛传》(文化艺术出版社,二〇〇五),相对兼顾全面。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当代文坛对杨绛的文学贡献已有所关注,但仍未能给予她完整充分的评价。

那么,杨绛作品的“寂寞”根源何在?是什么遮蔽了文学史家的洞察力?笔者认为,杨绛创作的边缘化以及缺乏整体研究,不仅关涉作家的文学史地位,还牵涉到文学评论的尺度标准。本文以此为出发点,探究影响杨绛创作评价的可能原因。

独立姿态:没有主义的旗帜

从杨绛涉足文坛开始,她坚持写作是心灵的自由表达,既不诉诸个人功利,也没有文学启蒙的救世主情结,而是抒发自我、关注个体,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与文学的时代潮流始终保持距离。这种创作态度代表着一类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清高孤傲和明哲保身。他们往往鄙视功利创作行为,写作只为吐一己之快,以灵魂独立和心灵高洁为创作根本,有一种以文自娱或以文养身的贵族气,这类知识分子往往容易为主流话语所遮蔽。另一方面,文学史常围绕文学社团、创作流派或文艺论争来编纂,以此为单个作家定位。作家若依附于某个流派或团体,相对比较容易在文学史中占据一定位置。杨绛先后在北京、上海学习和生活过,两处都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中心城市,要加入某个社团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她坚持独立的创作姿态,淡泊名利,拒绝跟风作秀,更不拉帮结派,始终游离于宗派论争之外。因此,文学史一度忽略杨绛的创作也不奇怪。

什么时期写什么,杨绛自有主见,这是一种遵从内心呼唤的选择。她早期的小说散文,算是练笔,主要表达人生感悟和哲理思索,跟当时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思潮不搭边。这些倾吐个体经验的文字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四十年代羁留孤岛上海,杨绛在朋友鼓励下尝试写剧本,发表了几个反映小知识分子生活的世态喜剧,演出后反响热烈,深受业内同行柯灵、李健吾的好评。不过,在民族危亡时刻,大谈儿女私情,拉扯家长里短的作品很难博得评论界的持久关注与赞誉,几朵开在戏剧园地的小葩,就此湮没在五光十色的革命文学洪流中。同时期,杨绛还写了一些世情小说,刻画都市中下层百姓生活和小人物的灵魂挣扎,没有发表的机会,就锁进了抽屉,束之高阁。五十年代文学语境变迁,杨绛明智放弃创作而“遁”入翻译,非常年月的无奈选择也做得风生水起。八十年代,杨绛的《洗澡》和《干校六记》恰如诙谐的小插曲,打破了反思文学揭露与控诉的单调气氛,率先引领了文学自我的觉醒。二十世纪末,文学创作日趋多元,许多流派各领风骚三五年,喧哗而热闹,杨绛兀自清醒。清理着夫君毕生的读书笔记,沉湎在和往事故人的心灵对话中,笃定淡泊地咀嚼着记忆。爱女钱媛和伴侣锺书相继去世,失亲之巨痛没有打倒杨绛,英文版《斐多》(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话录之一)翻译完成了(二〇〇〇年四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钱锺书手稿集》收工,《我们仨》和《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的心语出炉了,我们看到了一个心灵自由,艺术青春常在的杨绛。

(本文节选自《杨绛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