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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宣学生时代的文学戏剧活动

编辑:澳门新蒲京 来源:文学报 | 桂未明  2019年10月09日11:34

原标题:文艺之中,他寻到了真理——父亲杜宣学生时代的文学戏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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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父亲杜宣从九江来到上海,考入吴淞中国公学预科,是一个爱看书爱写诗的学生。“九一八”事变爆发,打破了学校的宁静。父亲跟着进步同学一起走上街头游行、演讲,乘火车去南京请愿,敦促国民政府出兵抗日。1932年1月28日,位于吴淞口的中国公学被日军的炮火夷为平地,愤怒的学生在左翼戏剧家董每戡教授的指导下,成立了“中公剧社”。预科生和大学生都可参加,父亲也是组织者之一。

董每戡是剧社的导演,他帮剧社排了田汉和他自己的两个独幕剧。父亲不是演员,但在董先生一个多月的排戏、说戏的过程中,他渐渐被戏剧的魅力所吸引。同年10月,他在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秋天,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中公剧社”连续40多天在新世界剧场演出这些剧目,专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寒衣。他们正为演出成功而喜悦时,父亲和同学中的几个支部委员都被校方开除学籍。父亲很不甘心。在左翼戏剧家联盟的领导下,1933年元旦,他们成立了“三三剧社”,父亲是负责人;剧社中成立了“剧联”,由父亲做组长。父亲说,从这时开始,他进入了正规的戏剧活动。那年他19岁。

1933年,父亲东渡日本,在东京日本大学法律系学习。年末的一个晚上,因买书结缘的光华书店老板请父亲去吃饭。父亲应约来到早稻田大学附近的“有明馆”。原来老板请的是郭沫若,父亲是作陪的。

鲁迅和郭沫若,是青年心中的两大偶像,可望而不可即。现在郭沫若就在眼前,父亲大喜过望。郭沫若招呼父亲到身边坐下,询问了他的姓名和籍贯,接着问起父亲是否听说过一个从日本回江西的他的同学?原来,这位郭沫若的留日同学竟是父亲读私塾时的老师。说到了熟人,父亲就放松了。郭沫若烟瘾很大,侃侃而谈,他叮嘱父亲首先要学好日语。而后向父亲介绍了三位刚从帝国大学中文学部毕业的竹内好、武田泰淳和冈崎俊夫。他们组织了“中国文学研究会”,还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学》期刊。郭沫若说你们一定能够取长补短。后来父亲和他们成了终生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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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夏,父亲在茅崎海滩租了房子度假。一天,竹内好和武田泰淳,带了一本刚出版的《文学季刊》(一卷三期,1934年7月1日出版)来找他。上面有曹禺的处女作《雷雨》。竹内好说,他已看了,写得好。建议喜欢戏剧的父亲也看看。他还在目录上,用红笔把《雷雨》圈了出来。父亲连夜读完了剧本,剧中的情节在他脑海里很长时间挥之不去。

暑假过后父亲回到东京,同爱好戏剧的中国留学生们讨论《雷雨》,打算把它搬上舞台。父亲认为他一人导演,能力不够,便邀请刘汝醴和吴天一起来导。请了商科大学邢振铎兄弟等人参加演出。舞台制作方面,父亲寻求日本左翼戏剧的前辈秋田雨雀先生的帮助,他介绍了筑地小剧场的舞台部来制景;化妆、服装和音乐也由日本朋友担任。1935年4月27日,以“中国话剧同好会”的名义,《雷雨》在东京一桥讲堂正式公演。因剧本较长(至少四个小时),违反了日本政府的“夜间娱乐活动不得超过十一点”的规定。演到第三幕时,警视厅来人当场禁止演出。全场都很震动,但观众都表示了谅解。那明后天怎么办?父亲不得不连夜删去序幕、尾声,调整第三幕,以保证后面两天的演出。

这是《雷雨》在国外的首演。它打响了曹禺的知名度。那时巴金正在东京。他看过话剧彩排,也去看了第一场被终止的戏,父亲那时并不知道这些。时过20多年,巴金把珍藏的一张当年《雷雨》的剧照送给了我的父亲。

《雷雨》首演成功之后,父亲他们特地给曹禺写了一封信,报告他们排练和演出的情况。曹禺的回信中,在感谢海外友人的辛勤劳动之外,对演出中的一些处理方式有不同看法(如:导演们削弱了“离奇”的情节,强调了鲁大海的形象)。曹禺写道:“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但绝非是一个社会问题剧”。对剧本的删节“只好认为是无法子的事”。父亲他们认为,这封信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上的矛盾,决定在父亲主编的《杂文》杂志上发表,并由父亲加了“编者按”,以供戏剧爱好者研究参考。

对于父亲编的这本《杂文》杂志,我是工作后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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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吉林省《吉林文艺》编辑部工作。大约是1975年,编辑部打算新开一个“东北作家群”栏目,要求我负责组稿。我思想负担很重。正好过年回家探亲,我把烦恼告诉了父亲。他听了之后就把他曾向鲁迅和郭沫若约稿的往事告诉了我。

他翻出这本杂志给我看,封面上是木刻的“杂文”两字,印有“《左联东京分盟》主办刊物”字样,有日本三名戏剧改革者的头像,双色印刷。这是他和帝国大学的同学猛克等人合办的。杂志内容除杂文外,还有文学作品、评论文章和外国文学译介,很丰富。父亲说,他们是自筹资金办的,不付稿费,大家积极性很高。父亲第一个就找郭沫若约稿,听父亲说明来意,他让父亲等着。当场就写了一篇散文《阿活乐脱儿》(axolotl指北美墨西哥热带地方的一种两栖类动物),署名“谷人”,交给父亲。父亲有点失望,但郭沫若说:“读者看的是文章,不是看名字的。”父亲拿回去后,还是把它放在第一期头条。1935年5月15日《杂文》第一期出版后,父亲立即寄了一本到上海内山书店请他们转鲁迅先生,还附约稿信。很快,鲁迅先生寄来一篇《孔夫子在现代中国》,署名“鲁迅”。父亲很高兴,马上寄给郭沫若看。不久,父亲就收到一篇署名“郭沫若”的文章:《孔夫子吃饭》。这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杂文》第二期上,在文学界影响很大,发行量大增。叙述中,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年轻时的兴奋。父亲还说,做编辑的也要学会和人打交道。真正的大家是很看重年轻人的。他们说不定喜欢和你说话呢。他们问什么,你就说什么,只要心诚就好;即使碰钉子,也是一种学习。他鼓励我去尝试。

回东北时,他给我写了几封介绍信,以备不时之需。后来我去北京找了舒群、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人,完成了组稿任务。

那时,吉林省文联有个资料室,休息时我常去那里看书。一天翻到一本《聂耳纪念集》,16开本,是油印的。我很好奇,打开了它。居然发现我父亲在1935年11月1日,写于东京的《永别了,聂耳》一文。我不假思索地把它抄了下来,寄回上海。后来听父亲说,聂耳在上海时由田汉介绍加入了左翼剧联和音联。1935年春因躲避国民党追捕,来到东京。他们第一次请他来讲课时,父亲并不知道聂守信就是聂耳,还闹了笑话。他看着签名本上“聂守信”的名字,在会上说,今天本来有位音乐家聂耳先生要来参加大会,不知道来了没有,结果聂耳在会场里站了起来自报家门,当时大家都怔住了。以后他们就熟悉了。父亲说聂耳长得很健壮,非常健谈。这年7月,他们相约去北条海岸度假。父亲他们打算请聂耳介绍他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卖报歌》等这些鼓舞人心,又贴近人民生活的电影音乐和群众歌曲时的感想,没想到在7月18日上午,他们收到聂耳房东的急电,说聂耳17日晚在鹄沼溺亡。这个暑期,留学生们忙于聂耳的悼念活动,由父亲提议油印了这本纪念册。聂耳比父亲长二岁,去世时才23岁。他的去世,父亲为之惋惜。在父亲晚年时,我还陪他去了鹄沼海边进行凭吊,那里建有由秋田雨雀撰写碑文、郭沫若题写的《聂耳终焉之地》的纪念碑。

《雷雨》的几场演出引发了中国留学生对戏剧的兴趣,“中华留日学生戏剧座谈会”就这么成立了,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共有四五十人。父亲他们又连续排演了果戈理的《视察专员》、托尔斯泰的《复活》、田汉的《洪水》等剧。因为是秋田雨雀介绍的,他们在筑地小剧场演出时,场租费只收半价。之后,父亲他们又以“留日剧人协会”的名义演出了易卜生的《娜拉》。在这段时间里,通过秋田雨雀,父亲认识了日本左翼戏剧家、新协剧团团长村山知义先生,加强了和日本左翼戏剧的关系。此后两年间,他们一批人几乎观看了新协剧团和新筑地剧团所有的剧目,那都是些知名的导演、演员和舞台设计家的作品。父亲不断地充实自己,有的剧目是从彩排时跟进,连装台也不放过,哪怕通宵达旦。父亲一直记得,黎明时分他们走出剧场,拖着脚步,去坐高架电车的情景。

在日留学期间,父亲得到了郭沫若、秋田雨雀等戏剧前辈的提携,又参加了许多扎实的文学戏剧活动,这对提高父亲的戏剧文学修养和水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内抗战全面爆发,父亲离开日本回国,又投身新的旅程。